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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习近平的知青岁月》
作者:李靖天 来源:当代风采网 编辑 景苏虹 发布时间:2018/10/2  阅读次数:
 
 
 
意外邂逅的题材  执意追逐的梦想
 
佛经上说:法不孤起,因缘相生。说来不可思议,我创作长篇纪实小说《习近平的知青岁月》,完全是意外邂逅这一题材,而后点燃激情,开启了一段意义非凡的文学创作长征。
 
三年前的一个中午,在一个民间活动筹备会上,“天中孝星”冯振德老人(他是我第四部书《天中孝星》的主人公)说到他参观陕北梁家河的经历,其中提及他从梁家河群众口中听到的习近平主席当年在那里当插队知青的几个小故事。譬如:习近平当年的“过五关”、八次申请入团、十次申请入党、拒绝报销6“烟火钱”、设立便民缝纫社铁业社、建起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等等,我当时就被深深震撼,感觉这不仅仅是习近平主席个人的一段重要人生经历,同时也是党史、国史中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一段精彩华章。应该说,正是这段人生经历,让青少年时期的习近平真实触摸了黄土大地,走进人民群众中,贴近人民,了解人民,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甘苦,知道中国人民缺少什么、需要什么、期盼什么,这应该也是他后来石破天惊地提出“中国梦”国家战略的感情基因,更是他不畏艰难铁腕反腐的初衷所在。这段经历,和这段经历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执政为民的精神财富,既是他个人的,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这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不仅具有非凡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具有珍贵的文学价值。无论是为党史、国史补白的需要,还是为中国文学、中国故事增添传世经典的需要,都应该有人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交给读者,交给人民,交给历史。就在我听完冯振德老人讲完习近平知青故事的一刻,我就意识到这是上天赋予的历史使命,我将不计一切代价,完成这一壮举!
 

 
此间有伧夫   欲赋三都赋
 
尽管我早已不在地方宣传部门工作,也不在党史或史志部门工作,更缺乏长途远征长久采访的经费,但我还是觉得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条件。首先,我在登封市委宣传部工作过,有过十年新闻工作经历,曾经在国家、省市媒体发稿1000多篇,多次获奖,具有丰富的采写经验。我不是党员,但具有党性,更具备为人民创作、为历史创作的清晰导向性。其次,是我有1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经历,已经出版了《永泰公主》、《少林僧兵》、《少林梅僧》、《天中孝星》等四部长篇小说,总计170余万字,其中,《少林僧兵》、《天中孝星》获得郑州市“五个一工程奖”。十年新闻,十五年文学,我有还算扎实的写作和文学功底。再次,我有认定目标一干到底的勇气和韧劲儿。所以,当我决定写习主席知青经历的刹那,我的直觉就告诉我说:我能行!
 
午饭的时候,我首先向冯振德老人透漏了我的想法和打算,他立刻从精神上给予我鼓励和支持,说:“你的想法对,大胆干!”
 
有了冯老的第一个精神鼓励,我信心更足,决定马上行动。但马上就有一个实际困难摆在我的面前,说实在的,那时候的我,正处在经济困难期,手头连前期采访所需要的区区几千元钱都没有。冯老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困难可能很多,但我会一一克服。送他回家的时候,我对他说:“冯叔,我送你到巷口,只要你一转身,我就拨打电话,寻求帮助,尽快赶往陕北采访。”就那样,老人转身背对我的那一刻,我拨通了朋友的电话。朋友下乡了,约好下午四点见面。
 
见面吐露心声后,朋友立刻表示支持。愿意解决我的采访费用,并陪同帮助采访。
 
两天后,经简单准备,我们采访组一行四人即驱车出发。首先,赶往陕西富平,了解到习主席并不出生在富平后,我们拜谒了习仲勋先生的陵园,继续北上,先后在黄陵县和延安短暂停留,然后赶到延川县梁家河。我们首先电话联系习主席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梁家河的老书记梁玉明,梁书记当时在外地,电话里说要一星期后才能回梁家河。我们的原计划是先采访梁书记,然后由他介绍采访其他有关人员,遗憾的是第一步就受挫,几天内根本无法见人。没办法,我们只能以变应变,决定直接进入习主席当年住过的群众家里,先做随机采访,边采访边等待梁书记回来。我们采访的第一家就是习主席当年到梁家河入住的第一户群众张清远家。我们采访组做了分工,我是主访人,负责提问题和文字记录;一人是司机,负责每天的交通和后勤,另外两人分别负责录音、拍照。张清远已经过世,我们只能采访他的爱人和子女。张清远的爱人年纪大方言浓,我们听不懂,只有请她的儿女做“翻译”,这样,我们才知道她家窑洞所在的小山包叫躺牛峁。
采访中,方言问题还是小障碍,关键还是身份问题,自从十多年前离开宣传单位,专注长篇小说创作,我就从新闻记者的“无冕王”变成了小作者,文化身份的证明只有一个“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证”。而现今社会上有个怪现象,很多单位和个人对记者采访很认可,却不认同作家采访。尤其是采访习主席当年的知青生活,又没有党政有关部门的介绍,很受大家的质疑。有些受访者躲躲闪闪闪,极力回避,好不容易同意见面了,又倒过来对我盘问再三,反复核实我的身份。我能理解梁家河的乡亲们,毕竟,在他们心里,认为写习主席的书是天字一号大事,事关国家主席的形象,应该是中央特派的“大手笔”来采写,不可能由一个无名作者来采访和创作。我只得拿出我的作家协会会员证和已经出版的书,反复向他们表明我的意愿,他们这才小心翼翼向我敞开心扉。在梁家河出入久了,乡亲们也渐渐熟络起来,一些人便主动介绍情况,譬如当年给习主席写过检查的王宪存(小名存儿),就非常热心,不仅详细叙述了给习主席写检查的起因过程,还帮着做我们的联络员和向导,寻找那些已经搬出梁家河的习主席故交。即便这样,还是有几个当年的当事人谨慎的拒绝采访。
 
个别人的拒绝采访,也挫伤了采访组两个成员的锐气,原本支持我的朋友言谈间透出动摇和后悔,竟然催促我草草了事,尽快返回。我十分生气,激烈表示:“你可以即刻停止支持,马上返回,但请你不要向我说一句悲观失望动摇怀疑的话!开弓没有回头箭,即便只剩下我一个,我也还要一往无前!”朋友一惊,勉强留下来。
 
7天后,梁玉明老书记回到梁家河,因为之前冯振德老人的电话介绍,采访无障碍进行。老书记也觉得不能让习主席在梁家河的这段经历成为党史空白,不仅翻出老旧的笔记本认真介绍情况,也帮着我们联系当年的一些当事人。有了老书记和梁家河乡亲们的大力支持,采访慢慢顺利起来,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先后采访了王宪平(小名黑子)、刘永耀(当年沼气池宣传画的作者)、巩正富(小名开会)、梁玉忠(小名根明)、吕侯生、张卫庞……等等众多乡亲,我们一一录音、拍照。他们为了表达对我的支持,还一一在我的采访本上签名。
 
梁家河的第一轮采访结束,我们回到河南,又到习主席的祖籍地邓州采访,正是那里习氏祠堂里的一张照片,展示了习仲勋先生独特的“捡冰雹”教育子女方法,使我顿悟习主席顽强意志的家教来源和形成的源头。
 
回到登封后,朋友退出,我变成孤军奋战。我一边整理采访材料,一边寻找新的帮助和支持。后来听存儿电话介绍有个习主席当年的故人在河北保定,我就立刻赶过去。到了保定,那人又去了湖北,我便转身赶往湖北,一气儿赶了两个省,最后在湖北随州相见。像这样流星赶月似的“追访”当然不止一例。其中一次在吕梁,我和好友李建龙、刘建功等人资金匮乏,不敢住宾馆,便跟一家洗脚店老板商量借光,等他们下班后,我们三人免费住在人家的洗脚床上。
 
采访对象在变,我的支持者也走马灯似的在变。今天,这个朋友来“添根柴”:明天,那个朋友来“加把火”,然后中途退去。因为经费不足,有些需要远征的采访,我没能完成,留下了缺憾。尽管许多人没有并肩走到底,但我还是对他们曾经的宝贵支持心怀感激。没有他们的接力帮助,我就不可能经过漫漫两年多的岁月,最终完成长篇纪实文学《习近平的知青岁月》的采访和创作。书,有缺憾,但毕竟得以粗成。
 
 
                                            
 
 
小说补史   有意为之的体裁选择
 
如果说习近平知青岁月这一题材是我的意外邂逅,那么,采用纪实小说体裁则是我有意为之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从事长篇小说创作15年,拥有小说创作经验,驾轻就熟。而纯粹的历史文献整理编写,我则不专业,何况,那也有专门的机构专业的人员来做,用不着我来越俎代庖。另一方面,我认为纪实小说是最通俗、最为平民读者喜闻乐见的历史。只有这种体裁才能发挥我的强项,才能表现习主席那段原本就很生动感人并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而仅仅用历史文献来记录,这段历史就会板正有余血肉不足,干巴巴的苍白无味。这就像历史上的《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一样,《三国志》固然是正史,但它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远远不如《三国演义》。许多平民百姓都是通过《三国演义》来了解那段历史的。基于这种认识,我在采访的初期,就决定了用长篇纪实小说的体裁来补白习近平知青岁月那段历史。小说补史,有人可能认为荒唐,我却是清醒选择、有意为之。
 
风声鹤唳起杂音  难动顽石一片心
 
长篇纪实小说《习近平的知青岁月》完成三稿修改后,我一边找同道文友看书提建议,一边联系出版社准备出版。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捅了天。一天晚上,我约文学好友到我家里看书提意见。没想到,他仅仅看了书名,便满脸严肃和惊恐地对我说:“靖天,你可能因为这本书被枪毙!”他当然不是玩笑,一贯谨小慎微是他的本色。而我却完全视之为玩笑,毕竟,今天的中国是个开放的中国,言论和创作是自由的。我是一个作家,我有选择主人公写作的自由。习主席既是国家领袖,也是华夏儿女的一员,自然也有被书写被描写的权利和自由。只要人民愿意写他,为什么不让人民写?然而,持悲观看法的并非文友一人,我郑州的另一个朋友刘克欣听说这件事后,当着许多人的面说:“这事太危险了!”好歹,他没有说出要枪毙我的话,还算好一点。我很反感,也丝毫没有认为有什么危险。我的书中又没有反党反政府言论,也没有抹黑丑化我们尊敬的习主席,怎么就危险了?然而,当我联系国内出版社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不是随便忧虑的。
 
山重水复   柳暗花明
 
完稿后,我首先联系到我曾经出过书的一家出版社,他们一听书名,根本不问内容就一口拒绝,说“我们出不了!也不敢出!”。我又联系国内某国家级的出版社,他们的政治编辑室接电话后,说:“像这样的书,只能是习主席本人,或他的同事、家人、朋友才能写。其他人写的一概不行!”真是岂有此理!习主席国务繁忙,有时间写自己的纪实小说吗?他的同事、亲人或朋友是更有写作权,但他的亲人、朋友一定是具备写作或创作能力的人吗?愤懑归愤懑,我却无处理论。只能继续联系出版社,寻思中国至少有几百家出版社,总会有一家有气魄有胆识出这样的书。北方不行,我就联系沿海地区的出版社,认为沿海开放的早,人们的思想意识更解放,应该有我所期望的出版社,然而,结果并不如我期望。没办法,我决定从网上找出版代理公司,干脆自费出版,可是,东西南北中,联系了数十家出版代理公司,他们一听我的书名,就纷纷感叹:“这风险太大了,我们不敢代理出版!”至此,我感觉在大陆几乎没有出版的可能了,便决定到香港出版。我认为,较之内地,香港出版业更自由些,应该不会太多忌讳。借了差旅费,我就带着登封市文广新局的一个朋友赶赴香港,大大小小,拜访了二十多家出版社,没想到,不是被拒之门外,就是不理不睬。更有甚者,一个人说:如果,你写的是习近平的花边故事,在这里还好出一些。我很愤慨,难道我是要靠写总书记的花边故事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连续碰壁后,我和朋友到香港政府办公大楼旁开放的公园里小憩,我躺在一个树叶造型的工艺躺椅上,瞑目沉思。朋友问我:“现在,你告诉我,你后悔吗?
我勾起头摇一摇,说:“不后悔,只是有些愤慨。我既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就要对我的选择负责,愿意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无论这一选择,带来什么结果,我都无怨无悔!”他一阵感慨,拿出手机,让我重复一遍,做了录音。
 
回到内地,我又通过移居美国的一个老乡,联系国外出版的路子。没想到,这个曾经是国内书商的老乡,也拿出那些国内出版代理公司的口吻,直接枪毙了我海外出版的念头。
 
那段时间,我真的有些绝望了。但我想起习主席在梁家河八次申请才入团、十次申请才入党的经历,又立刻振作起来,继续踏上寻找出版社的漫漫征程。
 
过些时日,忽然想到一个“灯下黑”的盲点,近在家门口的河南人民出版社还没有联系,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该社总编室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总编室主任孙宪勇,他听了我对自己作品的简单介绍,说:“我在社里一直编辑重大题材的作品。你把作品的电子稿发来,我们先进行审读和调研,然后决定是否上报选题。”谢天谢地!那一刻,我才觉得上帝并没有把我当做弃儿。接着,河南人民出版社上报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局邀请党史专家秦相启先生(《党史博览》杂志副社长、副编审)审读,很快给出肯定的审读意见,然后做出批复,同意上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期间,我又给习主席写了一封信,附带书稿,寄往中共中央办公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天后,我手机上的邮政短信提示:我寄给习主席的信和书稿,已由国家信访局代收。天!他们显然是把我的信和书稿当做上访告状信处理了。雪上加霜的是,转眼几个月过去,河南人民出版社上报的《习近平的知青岁月》书稿,也石沉大海,再没消息。
 
这期间,我几乎夜夜难眠,常常在子夜之后,关了灯,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客厅里反复徘徊,不知道,该拿手里的书稿怎么办。
 
经过长达一年的煎熬后,北京的一个出版界的朋友热情相助,劝我说,根据国内的出版政策和惯例,《习近平的知青岁月》出版十分困难。你的书文学性很强,不如,改成长篇小说,以纯粹的文学作品出版,或可如愿。我接受建议,又集纳多人建议,将《习近平的知青岁月》改为长篇小说《日出大地》,将习近平化名“钟国梦”,梁家河化名“李家河”。修改完成,再次提交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73月,《日出大地》终于出版面世。至此,总算是在山重水复后迎来了柳暗花明。
 
 
 
                              
 
 
 
再遇“知音”  更添希望
 
20164月,我按照出版社要求回访梁家河,核实一些事件。梁家河的乡亲告诉我:23月份,中央党校已经派人来这里采集习主席的知青经历了。那一刻,我很兴奋。看来,习主席的知青史已经开始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同时,也说明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凑巧,2016年底,通过北京的王润阁先生介绍,有幸结识加拿大北美科发集团出版社董事长、加籍华人张辉先生。他看过《习近平的知青岁月》书稿后,认为:这部书用小说体裁、史家笔法、平民视角回溯大国领袖的青春足迹,解读伟大灵魂的成长密码,既忠于历史,真实还原了习近平当年的生活原貌,又生动、系统、完整的呈现了他知青时期的成长历程;既避免了文献资料的碎片化、苍白化记录,又摆脱了小说家的过度渲染和夸张,以平民的视角,展现出当年与习近平一起生产生活的老百姓眼中的“青年习近平”和“知青习近平”,人情味足,人性味浓,平实自然,真切感人,明心见性,启人深省,洗人肺腑,震撼灵魂,是一部能够照亮读者生命的灵魂教材!他觉得:这部书仅以《日出大地》的妆容在国内出版发行,太可惜了。而应该也必须以她真实的面目在全球出版发行。随之,我们很快就签订了《习近平的知青岁月》海外中、英文版出版发行协议。至此,我再一次体味到那句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温暖与芬芳。
 
20178月,中央党校采集的习主席知青经历访谈录,以《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为总题,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朋友从央视一套的新闻联播中看到这一出版消息,纷纷打电话给我。有的甚至开玩笑说:“这回,你被人家中央党校出版社弯道超车,真的危险了!”我笑笑,回应:“这才不危险呢!中央党校的作品有他们的独特历史价值,我的作品有我的独特历史文学价值。两者完全可以作为姊妹篇推向广大读者,为什么一定要对立起来有你无我呢?这只能说明我和中央党校是所见略同!”
 
果不其然,我的《习近平的知青岁月》海外中文版马上也要同期出版了。可以期待,不久后的823日,文学版的《习近平的知青岁月》很快就要和文献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相逢。那该是一个怎样的美丽会面呢?
 
 
从草根创作到“平民行动”,我们共同负起历史使命!
 
《习近平的知青岁月》海外中、英文版就要相继面世了。我在欣慰的同时,又满怀感动和感恩。实际上,在这三年多的岁月里,无论是推动前期的采访、创作,还是推进后期的出版、发行,早已经不再是一个草根作家的个人努力,而是随着多方的援手,渐渐变成了很多人参与“平民行动”。德不孤,必有邻。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一个叫李景武的退休老教师——我至今还没有谋面的68岁老人,从他儿子口里得知我联系出版《习近平的知青岁月》连差旅费都匮乏后,拿出他多年积蓄的退休金3万元整,让他的儿子主动找到我,帮我纾难解困。他儿子转告我说:“老父亲说,习主席是心里装着咱老百姓的好领袖,全国人民都拥护爱戴他,应该为他写书,更应该出版——哥你做这个事儿,是对的!应该支持!”
拿着三万块钱,我忍不住落泪了。
 
此后,郑州少林塔沟教育集团创始人87岁的刘宝山老人、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勇英、郑州邓州商会会长李书辉、和创盈行董事长邵也和同学陈少伟,及好友武志荣、李建龙等都伸出援手,给予宝贵支持,才使这部书最终能够开花结果,奉与读者。
 
当然,还有许多小说背后的故事,不能尽言,也不宜尽言。在此,我只能以卷外不尽之意,赘于卷内,附于篇末,以志纪念,以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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